《林语堂传》：林语堂的跨文化之旅

　　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林语堂传：中国文化重生之道》一书，作者为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。

　　本书的自我定位是“一部叙述林语堂跨文化之旅的智性传记”。“智性传记”从字面上讲，就是写一个人的知识思想史。或许“智性传记”就像林语堂写的传记那样，既注重史实，又带有时代及个人激情。所以读完这部传记，我们应该就知道林语堂是在什么背景下写作《苏东坡传》和《武则天传》的。

　　钱锁桥教授的跨文化履历对林语堂研究有很大的帮助，通过行思结合，详尽地描述了林语堂一生跋涉文山史海的历程。他将自己所思所想涵盖其中，有对林语堂的成长回忆，在对其求学、回国和海外生活经历的回顾中，揭示了变革时代的思想交锋，为读者呈现“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”的真正价值所在，也向世人再现了“幽默”“性灵”的林语堂。本书兼具文学性、思想性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。

　　开篇，作者就写明了林语堂是中国现代重要作家，然而遗憾的是，对林语堂一生著述、评论、传记研究还远远不够。或许也因此，作者在本书中主要叙述林语堂跨文化之旅，以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，尤其是以中美知识交往史为背景。这部林语堂“智性传记”旨在为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正本清源添一块砖，或许还有助于中国和世界重启“新的文明”之探索。

　　作者在这部传记的第一章（作为引言）中提到，林语堂、胡适、鲁迅代表现代知识思想的三个坐标。林语堂在晚年回忆自己的知识旅程时，仍视胡适为对其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。将林语堂与鲁迅、胡适并称“三足鼎立”，可以说是林语堂研究的一大亮点，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“双子星座”扩展到“三足鼎立”。三人的文化遗产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知识思想资源。

　　书中还有一个让笔者记忆深刻的情节。在语言学上，林语堂发明中文打字机；文学上，林语堂翻译《红楼梦》，他通过翻译实践，认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基本一致。但作者也写明林语堂英译《红楼梦》完工了，只是一直未能出版，其手稿目前在日本被发现。自《红楼梦》问世以来，历经几代人的研究，《红楼梦》从未被开掘殆尽。林语堂甚至警告“疑古”若过火，传统文本很容易被“怀疑”掉，如果一味对传统文本采取虚无主义式任意“怀疑”的态度，传统文化便只剩下废墟一片。可以说，林语堂的态度很有启示意义。钱锁桥教授也在书中阐明，人们常以“学贯中西”评价林语堂，这是做学问很高的境界。确切地说，想要真正理解林语堂，若能有中西两个世界的生活体验，对研究林语堂至关重要。而钱锁桥教授本人恰好具备这样的体验，让我们能从更深层次了解林语堂的“学贯中西”。

　　一如书中所言，林语堂不光是在自己散文中推崇童心不灭、自然率性，而且也和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，为了理想和信念参加1927年的“大革命”，期盼一个年轻的中国得以重生。对林语堂来说，20世纪20年代是他一生跨文化旅程中最重要的成长期。在这阶段，他以海归语言学家的身份在文学领域初露头角，还担任北大英文系教授，并和鲁迅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人以周氏兄弟为首组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力，也就是“语丝派”。这也是钱锁桥教授笔下的林语堂，在“大革命”时代民族主义情怀的呈现。20世纪30年代，《吾国与吾民》在美国出版，林语堂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，并最终发展出一套独特的“抒情哲学”，为他带来巨大的成功和荣誉。

　　后来，林语堂赴美。他和赛珍珠的交往改变了他的后半生：林语堂、赛珍珠和华尔希组成绝佳的“三人组”，他们的合作也是20世纪中美文化交往的一面镜子。晚年的林语堂在台北定居，他的三个女儿中，如斯和太乙都成为作家，相如则是化学教授。林语堂最终在台北去世，遗体安葬在寓所的后花园，享年80岁。

　　作为“中国现代知识思想史的个案研究”，这部传记的史料搜集工作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。钱锁桥教授为了找到一个“中国声音”，在多次游历的基础上查阅大量史料，还到台北林语堂故居做了一个多月的“驻馆学者”，只为寻绎林语堂的心路历程，最终成就本书。书中还将中英文版《林语堂全集》书目作为附录，方便人们阅读查找。

　　钱锁桥教授知古鉴今，用充满哲思及饱满有力的笔触，为世人还原了一个兼批评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。林语堂重新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并发展出一套“抒情哲学”，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探索中国现代之路，仍具备可用的资源与活力，引发人们思考和寻味。（江惠春）